今天紫薯百科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美日汽车,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为什么说汽车、大米和选票，可以展现日美贸易协议的表与里？

为什么说汽车、大米和选票，可以展现日美贸易协议的表与里？

因为汽车和大米一个代表的是美国和日本的钢铁产业一个代表的是农产品产业，这两者的背后牵扯到的是民众的利益，而特朗普和安倍晋三为了争夺选票，必须要利用好这次日美贸易协议，所以说这三者完全可以展现出日美贸易协议的表与里。在这次谈判中日本想要美国取消汽车关税，美国想利用这次谈判打开了日本农产品市场，总之各有各的野心和目的，但这背后实际是两个政治家的政治意图。

看上去非常简单的协议，背后体现的是难以想象的政治问题。虽然说日美贸易谈判是为了取消日本汽车关税和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其实远不止汽车和农产品。日美贸易摩擦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最大的原因是日美经济差距过大，这让美国不乐意了，于是贸易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这次贸易战涉及到的行业贸易战有纺织品战，钢铁战，彩电战，汽车战，半导体战和电信战。这一次次的贸易战让日本的经济也受到了巨大的波动。但是也给了安倍晋三想连任捞取选票的一个契机。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中，特朗普放话要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工人有自己的岗位，正是这样得到了蓝领阶层的支持。所以在他当上总统后就开始对日本的汽车加征关税。至于为什么特朗普在谈判中并没有要求对日本的大米加征关税，这还和特朗普的私心有关。因为美国大米产地集中加利福尼亚，而加利福尼亚支持的是民主党，特朗普是不会让民主党获得好处的。在日本大米作为主食，也是日本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是自民党的主要拥护者，而自民党又可以帮农民拉高大米的价格，所以大米也就成了拉票的一个关键。

虽然说这次贸易谈判美国和日本有比较大的分歧和矛盾，但都是两位参选人员为了自己的选票在努力，所以说由汽车，大米和选票就可以展现日美贸易协议的表与里。

十大经典贸易案例分析

提起中国入世，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进口车什么时候降价？进口商品会不会更便宜？”这没有错。但我们常常忽略一个事实：全球化中的中国不应只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还应是有竞争力的生产者。因此，对中国企业来说，重要的是正视现实，限度地利用规则为自己争取利益。解读曾经发生过的贸易纠纷，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一、柯达攻击富士

案由

故事发生在一个极端的背景条件下，乌拉圭回合。日本对彩色和黑白胶卷的进口关税降到了零，即外国产品，如美国柯达进入日本市场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富士和柯达是世界上胶卷业的两个霸主，在日本市场上，柯达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击败对手。

在市场准入问题上，柯达很难挑剔日本。那么如何利用WTO规则寻找打败对手的突破点呢？柯达使用了GATT第23条1款。美国说日本并没有违背WTO的某一特别的义务条款，日本实现了其在历次回合中关于关税减让的。但是，日本政府关于胶卷销售的措施，却使美国因日本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中所作的关税减让而应带来的好处正在丧失或减损，这一点违背了GATT第23条1款。

具体地说，美国指责的日本限制流通的措施，鼓励并促进了日本胶卷市场销售体制从多种商标的大商场出售转变到单一商标的专卖销售，从而制约了进口胶卷的销售能力，妨碍了柯达的市场开拓能力。

裁决

美国在该案中败诉。WTO专家组认为，要确定某一情况在谈判时是否可以预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这一情况是在谈判前出现的还是在谈判后出现的。日本用充分的材料证明了在谈判过程中，专卖销售体制已经存在。

点评

这一案例说明，即使在零关税下，企业依然需要像柯达那样运用规则争取市场，也能够像富士那样运用规则抵制冲击。

二、美日汽车贸易战

案由

1995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301节、304节（即单边报复制度的“301条款”），将对来自日本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

日本车占有美国市场1／4的份额，而美国车仅占有日本市场1．5％的份额。在双方的汽车零部件贸易中，美国则有128亿美元的逆差。1993年7月，日本虽然同意谈判解决汽车市场的开放问题，但实际上却拒绝与美国进入谈判程序。因此美国采用这样的措施，要求日本向世界汽车商开放市场，而且要求日本市场应该具有相应的透明度和竞争性。

这涉及世界贸易中的一个原则问题：美国依据“301条款”进行报复的单边性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的多边性是否相容？简言之，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作出决定之前，是否有权单方面作出制裁决定并实施制裁措施？

出于对美国单边报复制度的不满，1998年11月25日，欧盟根据WTO规定起诉了美国，认为“301条款”与WTO的相应规定不符，造成了欧盟利益丧失或受损，也损害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

裁决

专家组最终裁决，美国不可以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作出决定之前单方面确定制裁措施，但“301条款”并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有关规定。这一裁决，使得美国事实上仍然可以运用“301条款”对其他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和威胁，尤其是对世贸组织的非成员国进行单方的制裁。

点评

中国入世后，虽然我们将来面对的贸易争端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框架下获得相应的解决，但也要注意诸如美国实施“301条款”这样的单边制裁行为对我们的危害。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应据理力争，联合其他受到损害者共同提出申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的多边机制维护中国的利益。

三、韩国酒税案

案由

根据韩国酒税法，韩国对国内烧酒征收35％的税，而其他进口蒸馏酒（威士忌、伏特加、郎姆酒等）的税率是100％。欧共体和美国认为韩国违背GATT1947的第三条第2款，即国内税的国民待遇条款。本案的关键是确定威士忌、伏特加等蒸馏酒和韩国的传统烧酒是否是相同产品。因为根据GATT第3条2款，只有在对相同产品征税高于国内产品的情况下才可以援引此款。如果不是相同产品，征收不同的税是理所当然的。

在准备中，韩国律师特意向日本咨询（日本曾有过类似的案件），什么样的人适合作为该案的专家。日本给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建议。日本说，既然此案涉及的是酒类，专家本身应是饮酒者，那么他就可以品尝出威士忌和烧酒的区别。另外，韩国认为，为了证明烧酒和威士忌等不是相同产品，可以从价格差价上入手。威士忌比烧酒要贵12倍。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规则，存在如此巨大价格差距的两种产品是不构成竞争性和替代性的（进而不是相同产品）。

韩国认为如果专家组中有一个具有反垄断法背景的律师在，那将有助于从相同产品的认定上为此案打开缺口。韩国也从各个方面积极准备应诉材料。例如，在一本当时欧共体出版的《向韩国出口食品导读》中发现了最为有力的证据。这本书中讲述了烧酒和威士忌等酒的不同。此外，韩国注重了每个细节，例如，在听证会上，韩国为了克服语言的困难，认真准备了书面材料，所有问题的回答均按书面材料进行。

裁决

很遗憾，这个案子最终结果是韩国败诉。但韩国在此案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为本国以后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提供了帮助。

点评

中国企业已经遭受许多双边纠纷，但是，我们实战的经验和能力还是不够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学会使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是当务之急。

四、美国钢铁反倾销案

案由

1996年，由于对美钢铁进口的迅猛增长，美国的钢铁公司就通过行业协会向美国政府表示了对于此种状况的高度关注，要求进行反倾销调查。美国钢铁学会为了能够保证政府顺利发起反倾销调查，提供了各方面的详细材料。1998年，一系列和钢铁危机有关的立法草案被提交到美国国会。1999年1月5日，美国总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中，总统保证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钢铁业，并保证在以后避免这种进口增多现象的出现。美国政府还为了钢铁行业的利益去和俄罗斯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

点评

当国际贸易争端发生时，企业首先要做的并不是要到WTO对簿公堂，而是先要通过国内行业组织、商会向政府游说，寻求支持。尤其学会利用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依据，尽力开拓讨价还价和斡旋妥协的谈判空间。

五、美印羊毛织物摩擦

案由

美国强制实行了过渡性保护措施，从1995年4月18日开始限制进口印度的羊毛织物男工衬衣和女式衬衣。在措施实施以前，美国和印度就前者的主张，进口羊毛织物男式衬衣和女式衬衣会对国内企业引起严重损害进行了磋商。由于磋商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印度就把案件提交给世贸组织解决。

裁决

在审核事实之后，专家组发现，在认定增加进口是否会引起对国内企业的损害时，美国没有审查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第六条中列出的全部经济变数。在认定损害国内企业和增加进口之间因果关系时，必须把这些变数考虑进去。美国也没有像条款要求的那样审查对国内企业的损害是不是顾客喜好变化或技术更新的结果。因而，专家组得出结论，美国实施临时性保护措施，违背了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执行的专家组的决议，撤销了过渡性保护措施。

点评

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要求对进口纺织品和服装进行歧视性限制的国家在10年期限内逐步取消限制，结束时间是2005年1月1日。虽然协议的目标是促进取消这些限制，但是允许进口国采劝过渡性的保护措施”限制进口，如果某些种类纺织品的进口对生产同类产品的本国企业带来了“严重损害的危险或构成了实际威胁”。协议的第六条陈述了经济因素（例如，产量、生产率、产能的利用、库存、市场份额、出口、工资、就业、国内市场价格、利润和投资方面的变化），在决定增加进口是否会引起损害时，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进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如果严重损害或实际威胁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技术更新或顾客喜好的变化，此类保护措施不得强行实施。

急求商务谈判案例分析答案

1、如此安排说明中国人谈判具有官方色彩，倾向于职位高的领导人员进行谈判。

2、由于派出的谈判人员缺乏相关的生产设备的专业知识，因此可能导致在购买时，产生问题，无法选择对饮料厂最合适的设备；

因为对生产设备行业不够了解，可能在估价和定价时产生错误，导致我方在还价时很难取得优势。

3、在选派工作人员时，除了可以做出重大决定的领导人员，还要增加对生产设备有相关知识的专业人士，以及要对生产设备这一行业进行深入了解，从定价、质量、效能方面进行把握。

一座两次死去活来的汽车厂（五）

十一

本田和日产宣布在美国建厂之后，丰田汽车开始成为舆论指责的中心，佐藤正明在《丰田领导者》中说：“所有人都觉得，除非丰田把汽车生产转移到美国去，否则的话，美日汽车冲突就会延续下去，永远无法解决，这一事件被上升到了政治问题。”“丰田英二开始感到被众人抛在身后孤零零的刺痛。……他已经意识到，丰田在美国设厂生产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仍然有一些考虑使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即使是丰田把汽车生产转到美国，以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他仍然担心在美国的生产基地能否保证产品性能达到同在日本生产一样的水平，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将大大威胁丰田汽车的品牌声誉。”毕竟美国的工人完全不同于日本工人，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工人都经过严格的培训，有责任感，也有希望企业发展更好的使命感，而美国工人中很多人只是为了挣钱而劳动。“在和公司高层深入交谈之后，丰田英二第一次感到了孤单。”

丰田唯一的行动，是委托野村研究中心、亚瑟德力拓、斯坦福研究中心进行可行性研究，但是这些智库的答复不像兰德给本田的答复那样干脆明确，“令人难以琢磨”。

1980年5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卡特，卡特提出一个解决两国汽车产业冲突的方案：日美汽车成立合资公司。

恰在此时，丰田汽车接到新任福特总裁唐纳德·彼得森（1980年担任公司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85年2月担任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来信，信中说，希望访问丰田。

唐纳德·彼得森

丰田英二一拍大腿：“就是它了。”

丰田英二亲自草拟了一个合作生产的框架，派田边守（电装公司高级董事总经理，在美国为三大汽车公司提供零部件）送往福特总部，

田边问：“为什么和福特合资，而不是通用汽车？”

丰田英二说：“通用太大了，与它合作不太合适。美国的反垄断法，恐怕不会让我们两家联盟。”

佐藤正明认为，丰田英二之所以选择福特作为合作对象，是为“报恩”。1950年，丰田和福特已经谈妥合作方案，引进福特汽车，在日本生产。丰田英二动身前往底特律签署合资协议，但是半路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停止了汽车工业对外投资，并禁止汽车公司高管和技术人员出国。合资项目吹了，福特觉得很对不住丰田，就接待丰田英二进行了“技术培训”。

有过这样的经历，丰田英二对福特公司比较了解。

丰田准备提供的车型是排量2000cc的凯美瑞，专门为美国市场研发，同时，可以提供TPS（丰田生产方式）培训。

1980年6月，彼德森访问丰田总部，随行的还有两位副总裁。

谈判正在进行中，满怀希望的丰田英二突然感觉情况不对。就在和丰田进行合资谈判的过程中，福特和UAW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对日本汽车倾销的申诉，丰田英二对此感到震惊，通过谈判小组像福特提出了抗议。

谈判也陷入了僵局：福特希望合资企业生产福特刚刚开发的金牛座轿车，而金牛座本身就是针对凯美瑞这一档日本车开发的。福特还要求丰田修改凯美瑞的设计，以避免对金牛座形成直接竞争。丰田方面则强调开发凯美瑞是针对美国市场，而不是针对金牛座这个产品，如果修改设计，等于要丰田改变市场战略，这是不能接受的。

刺激丰田英二的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大众在美国“走麦城”。

1955年大众在美国市场销售了28907辆，1959年上升到了12万辆，当时进口车占美国市场份额的8%，其中有一半是大众。

1964年大众汽车全球总销量上升为103万辆，成为一个年销量过百万辆的大型汽车企业。在美国的销量上升到了30.7万辆，美国成为大众第一大海外市场。

虽然有的美国车评家认为大众甲壳虫根本不是正经的轿车（甲壳虫是美国人给大众汽车起的外号，很轻蔑的），开这种车是对美国人格最大的侮辱，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的年轻人喜欢它。

1970年，大众在美国的销量到了58.3万辆，这是大众在美国的巅峰时期，这一年全球销售的大众车中，每两辆中有一辆就在美国出售，其中， 甲壳虫贡献了主要的销量，达到56万辆。

但是，美国公司进行反击。通用公司的Chevrolet Vega在1972年共销售了52万辆，成功地打击了大众老爷车甲壳虫。同时，日系车也如潮水般涌上美国汽车市场。

在双重夹击下最终在竞争中，大众轿车全面落败，在美国的销售进入到了下行通道。1972年，大众汽车在美国的销量为49.2万辆，1976年在只卖了20.3万辆，1979年更是下滑到了13万辆，这种下滑一直到1995年才算终结，那年大众在美国只卖了5万辆车（只相当于当时本田雅阁在美国一个半月的销量）。

刚刚上任大众CEO的卡尔·H·哈恩，到美国视察之后，立刻叫停了大众在底特律的斯特林海特斯新厂项目，并决定把宾夕法尼亚威斯特摩兰工厂拆迁到中国去（就是后来的一汽奥迪项目）。

卡尔·H·哈恩

“我是1982年1月份到大众担任董事长的。一到任，就需要我尽快批示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西班牙西亚特，一个就是中国项目。这两个项目，当时都不受欢迎，下面的人建议别干了。我向董事们谈了我对中国的想法。当时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经济条件很不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与以前大不一样。我相信中国政府能够让大众和中国合作伙伴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合作。幸亏那时在世界汽车工业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只有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看好中国的前景。所以我们在几乎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而幸福地在中国发展。”

使丰田英二犹豫不决的还有中国传出的信息。

1978年底，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批准汽车行业与国外建立合资企业，不止一个中国汽车企业找到丰田，都吃了闭门羹。

佐藤正明写道：“丰田英二辗转反侧，不知道如何决断。‘连大众都在美国吃了亏，丰田在美国生产汽车能否获得成功？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终归是一个从长期看才能获利的市场。’”

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在回忆录《我的汽车生涯》里说：“我们在全世界寻找合作伙伴，组织了一批专家，绕地球转了两圈，跑遍了奔驰、丰田、雷诺、日产、通用、福特等世界各大汽车公司。西方汽车大国几乎没有看得起我们的，不是不愿意合作就是漫天要价。”

一个德国大众人曾经说，一位丰田的人私下和他讲，丰田很后悔当初拒绝了上海合作的要求。

十二

佐藤正明《丰田领导者》写道：“当丰田宣布将与福特联合生产汽车的时候，通用汽车董事长罗杰·史密斯差点觉得通用从此会失去往日的业界领导地位，一蹶不振。倘若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福特和第三大汽车制造商丰田联合成为现实，通用汽车将面临被颠覆的局面。”

“一开始通用汽车静观事态的变化，随着福特和丰田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通用汽车也开始对丰田有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身处世界汽车第一的地位，内心深处的自豪感和荣耀感使得通用汽车始终持极为谨慎的态度。”

“这时，伊藤忠商社副社长J·W·Chai出手了，他是一位杰出的商业人士，在通用和五十铃的合作中曾扮演了极为积极的角色。”

1981年11月，Chai来日本参加东京车展，佐藤正明说：“我们三个人（佐藤正明、神尾秀夫—丰田海外销售负责人、J.W. Chai）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开始交换各种信息。神尾和J.W. Chai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就像是交往了十多年的老朋友。神尾没有太多的遮掩，和盘托出了丰田公司的担忧，而J.W. Chai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与通用公司合作可能碰到的许多问题。他们的交谈涉及到了很多话题，而当他们谈到新上任的里根班底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时，两个人的语气变得十分凝重。”

“里根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他喊出的这句‘重振美国雄风’的口号。”Chai一语中的，“为了重新振作私人企业的获利能力，他肯定会灵活地运用这个全球范围内称得上是最严苛的美国反垄断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丰田通用的合作会……”

佐藤正明说：“坐在一边倾听双方交谈的我当时在心里估量，如果美国的反垄断法这么严苛，那么两国之间最大汽车公司的合作不过就是一场黄粱美梦而已，但是随着他们谈话的深入，我突然开始设想起其他的可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丰田通用之间的合作谈判正是从此刻开始正式起步的。接下来神尾要做的事情就是游说丰田英二，而Chai要做的就是判断通用公司是否愿意和丰田合作。由于他们俩各自都有非常繁重的日常工作，同时日本和美国东岸之间又有着14小时的时差，因此两人之间想要保持紧密的联系就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了。因此，我就变成他们之间的传声筒，把从神尾那里听到的英二的想法传达给Chai, 然后再把从Chai那里获知的通用的策略传回给神尾。”

Chai感到：当时通用在小型车开发方面遇到了不少问题，进展迟缓，而丰田的美国战略似乎钻进了死胡同，这就是通用和丰田双方合作的机遇。

Chai见到史密斯的时候，提出了通用和丰田合作的建议。史密斯说：“我不熟悉丰田内部的情况，就委托你做我们的全权代表，直接安排一次我和丰田社长的会面。”

Chai首先安排丰田汽车销售公司会长加藤静志（曾经在通用汽车日本分公司工作过）在圣诞节前到通用汽车总部拜访史密斯，加藤静志正式表达了丰田同意与通用汽车成立合资公司的意愿。

1982年一月初，Chai秘密前往丰田公司，面见丰田英二，报告了通用公司的合资方案：使用位于西海岸的闲置厂房（就是弗里蒙特工厂），以50万辆规模生产卡罗拉轿车，成品车按50%：50%分配，在各自的销售渠道，分别以通用和丰田的品牌进行销售。

丰田英二觉得这个方案还是挺吸引人的，但是他怀疑通用是否在合资谈判上给了Chai如此大的权力。

实际上，丰田公司与福特的谈判，是一场公开的表演，全球汽车业内外都在看，而在分析了这次谈判的背景和谈判双方各自的方案，已经可以判断出丰田的利益诉求，所以通用对丰田的思路和困境已经了然于胸，通用打出的牌肯定是“对症下药”：既能利用丰田的小型车资源，增加通用汽车的销量，又挽救了一座判了死刑的工厂，通用等于没有出钱出力，每年白得25万辆小型车，而丰田却只能接受这个方案。

为了躲开媒体过分好奇的“关注”和卖力炒作，丰田英二不得不“瞒天过海”，为了掩护丰田英二的行动，丰田决定在加拿大召开临时经销商大会，丰田英二将参加大会，这样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去北美。

在曼哈顿的林克斯俱乐部，两个巨头的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临时充当通用方翻译的Chai陪着丰田英二回到了下榻的旅馆后，迫不及待地给远在日本的佐藤正明打了个电话，原原本本地转述了这次高峰会谈的内容。

3月8日，丰田英二参加完加拿大的经销商会议回到日本后的第三天，《日本经济新闻》早间版刊登了独家新闻，报道了两家公司进入合作谈判进程的消息。

和通用的谈判也相当艰难。1982年秋，丰田谈判团队的负责人森田正俊感到似乎谈不下去了，向丰田英二建议放弃这个项目。

丰田英二这次没有任何犹豫：“我们不能在进入美国市场这个事情上再摇摆不定，和福特不能合作，和通用也无法合作，那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开辟美国市场，你们有信心吗？丰田要成为一个跨国企业，全看这次合作了。谈判需要的是耐心，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找到解决方案。希望你们在仔细想想。”

为了推动谈判，丰田英二写了一封亲笔信，托常务副社长山本重信当面交给史密斯，史密斯相应做出了一些让步，1983年2月，双方董事会批准了合资协议。

罗杰·史密斯提出：新公司的名字里必须要有“联合汽车”（联合汽车是一家零部件企业，1971年被通用汽车收购，这件事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史密斯对联合汽车独有钟情）。

1985年4月4日，弗里蒙特工厂彩旗招展，举行了联合汽车公司开业典礼。里根总统本来答应借回乡探亲之机参加开业典礼，但是最终日程还是排不开。丰田英二在典礼前一天到白宫拜见了里根总统。

丰田英二（左）出席通用和丰田汽车的合资公司NUMMI的开业仪式，右为通用董事长罗杰·史密斯（1985年）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想要成长，必定会经过生活的残酷洗礼，我们能做的只是杯打倒后重新站起来前进。上面关于美日汽车的信息了解不少了，紫薯百科希望你有所收获。